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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看起来像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改善生活环境、增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需要，是社会文明自我的需要，因而对一个和民族来说是一件大事。垃圾分类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共识，是中国生态文明发展史的必然产物。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各国垃圾分类的启动与实施，须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大潮中统筹考虑。因为缺乏意识基础，垃圾分类开始太早了不行；因为环境污染的危害和自然资源的短缺，垃圾分类开始太晚了也不行，所以各国必须结合自己发展阶段，寻找佳的垃圾分类启动时间窗口，妥善制定垃圾分类战略推行的阶段性目标。
纵观欧美发达垃圾分类的历史，垃圾分类的推进及其法制化都是在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即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启动并发力的。如日本从1975年静冈县沼津市开始垃圾分类，仅将垃圾分为可燃烧与不可燃烧两类，后逐渐在全国普及和深化。经过40多年的发展，日本目前的垃圾分类已经做得很好了。德国尽管早在1904年就实施了粗放化的城市垃圾分类收集制度，但因为废物总量太多，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垃圾填埋场告急，联邦政府于1991年发布了包装条例，随后工业界建立了促进垃圾分类工作细致化的垃圾回收和再加工系统。
在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即转型期，有了前期的生态环境宣传教育，特别是环境污染教训，社会公众接受垃圾分类的规则相对容易一些；有了工业化前中期积累的科技和经济成果，各方面配合政府推行垃圾分类有了经济、技术和管理基础。关键是，在这一时期推进垃圾分类，有助于补齐自然资源的短板，有利于通过全程减量减少垃圾的产出，减少环境负荷，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这一历史规律不能违背。
我国垃圾分类的决策部署，与发达普遍开展垃圾分类的时间窗口是基本一致的，须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大潮中统筹考虑。2017年3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决定在46个重点城市开展垃圾分类的先行先试，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201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指出要加强生活垃圾分类。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2019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在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印发《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这意味着，中国的城乡开展垃圾分类拉开帷幕。
目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窗口期是指目前是我国生态文明改革的佳时机。在这一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垃圾分类作出统筹部署，设计出阶段性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线图，是符合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放眼世界，这与发达完成工业化转型的时间窗口期也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国从分区试点到部署的垃圾分类决策是科学、及时、合理的。
我国垃圾分类的统筹部署，需要把握好时间节奏，保持必要的历史耐心。垃圾分类的物质装备容易建设和配备，但因其涉及社会文明观念的转型，涉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是一个慢工细活的系统工程，在推进时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保持一定的历史耐心。在推进方式上，宜稳中求进，不断深入，不宜“大跃进”地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从国际上看，垃圾分类从试点到顺畅运行，至少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考虑到我国是后发追赶型，发达开展环境保护的很多经验和教训可供我国参考和借鉴。在生态文明方面，目前党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四梁八柱基本建成，生态文明的监管和司法体系已经完备，生态文明的社会公众格局初步呈现，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正在培育。
与此相适应的是，生态文明的成效相当显著，全民的生态文明共识已基本形成。具体到垃圾整治方面，与发达相比，我国全民形成垃圾分类意识、各地健全垃圾分类体系的时间会大大缩短，进程会大大加快。如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和大城市的郊区，以浙江金华市金东区、湖南省宁乡市为例，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内，就在农村建成了基本完备的垃圾分类装备体系、垃圾清扫和管理评价体系、垃圾分类打分评价与奖惩体系、垃圾转运和分类处理体系、资金筹集和经济激励体系，乡村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村容村貌和乡村风尚大为改观。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宁波等，有的已经制定了垃圾分类的地方条例或者规章，违者处罚。如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于2017年12月27日通过了《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于2019年1月31日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两者对适用范围、责任主体、分类方法、管理部门职责、源头减量、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奖励与处罚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有的准备修改现行的生活垃圾管理地方立法，如北京市准备修订《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不按照规定分类投放垃圾，予以劝阻或者罚款，将已分类垃圾混装运输的，严惩重罚。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用法制来保障和推进绿色生活方式改革的深化，全力推动城乡垃圾分类，将大大加快我国垃圾城乡环境整治、改善城乡环境质量的进程。
① 经济参考报评论文章称，7月1日起，号称“史上严”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② 住建部日前介绍，46个城市将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③ 垃圾分类是民生和环保大事。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多方合力才能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实
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的做法值得点赞，但不能忽视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从“你是什么垃圾”的网络段子，到“吃饭10分钟，分类半小时”的日常吐槽，再到“干湿垃圾”的品类之争，无不反映出市民对于垃圾分类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笔者认为，可以从制度建设、教育引导、市场运营等方面入手，有效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完善制度建设，是实行垃圾分类的根本保障。建立健全垃圾分类规章制度，为垃圾分类梳理出一条清晰的道路，让垃圾分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样既能为大家提供科学可行的行为依据，又能增强人们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视程度。除此之外，为了确保垃圾分类能顺利实施，还应建立专职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督导员要不定期对垃圾分类投放情况进行检查，对违规投放行为按相应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加强教育引导，是实行垃圾分类的关键所在。垃圾分类并不是一个新命题，而是一道全国各地都面临的老难题。可以说，垃圾分类倡议年年有，成效却不佳。就拿《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来说：条例施行的首日，上海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深入小区、单位、楼宇、商家及公共场所开展垃圾分类专项执法检查，责令整改623起，依法立案查处违法行为20起。这些数据表明，还有不少人对于垃圾分类不重视，心存侥幸，得过且过。实践证明，只有加强教育引导，强化人们垃圾分类自律意识和责任感，才能使垃圾分类成为一种自觉的生活习惯。
强化政府推动，是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抓手。垃圾分类的公共服务属性很强，完全依靠市场调控与个人道德，不太现实，更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崇义县铅厂镇因地制宜改造的田园人家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就是一个正面范本。为调动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处理的积极性，铅厂镇政府将石罗村田园人家小卖部改造为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村民可将考评获得的奖励积分按1积分兑换1元钱的比例，换购超市内商品，这不仅强化了村民垃圾分类意识，也让村民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垃圾分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我们已进入垃圾分类的时代，每个人都须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转变固有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让“放错位置的资源”变废为宝。
刚到日本的时候，垃圾分类教程和其它租房手续是一起给到我手上的，其中详细讲解了垃圾如何分类、拿什么装、什么时间扔在哪里。”就读于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常逦婧说。
日本的垃圾分类规则十分严格，在实践中学习非常有效。“刚开始我扔垃圾的时候会留心观察日本人是怎么扔的，另外，我们留学生有个群，大家会在群里讨论如何分类。在学习的过程中，习惯也就逐渐养成了”，常逦婧说。
东京华助中心主任颜安也谈到了习惯问题：“在日本，如果不按照规定扔垃圾，你会发现自己扔出去的垃圾又被人放回了家门口。刚来的华人可能都有过违规行为，但形成习惯后就会自然遵守了。”
颜安说：“日本的区役所和市役所会向外国人提供垃圾分类手册，社区和房东会提供指导。我们华助中心也举办过相关的讲座，制作了图册，帮助侨胞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说到韩国的垃圾分类问题，首尔华助中心主任王海军说：“韩国的垃圾分类体系比较完整了，华助中心不需要向华人宣传相关知识，因为社区的严格要求已经帮助居民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比如社区会给每家每户配一个垃圾卡，打开垃圾桶的盖子都是需要刷卡的。”
加拿大政府也会帮助民众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就职于多伦多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华人陈道义说：“政府每年会给每家发一个垃圾回收日历，里面包括垃圾分类的介绍，以及你家所在街道哪天会收哪一种垃圾。政府也有专门的网站和App，可以查询到分类信息。”
“在爱尔兰，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主要靠自己。”就读于都柏林格里菲斯学院的小阚告诉记者：“如果扔错了垃圾桶，垃圾公司会拒收你的垃圾，社区不会教你怎么分类，全靠自觉，我是通过请教房东和室友，才明白了规则。”
“在英国学垃圾分类，主要还是靠口口相传。”英国华威大学在读研究生姚同学说：“当然，在城市的行政委员会(Council)上能查到详尽的垃圾分类，学生服务中心也能提供咨询服务，在学生联合会，每周我还可以免费领取回收垃圾袋和厨余垃圾袋
所以我们必须跟上国际的轨道，脱离那些陈旧的思想以及提高国人的素质
5问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在我国已经倡导多年，现状或效果如何？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垃圾分类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也是公众意识、习惯养成的过程。
垃圾分类在我国的推行并不是很成功，不是过去不努力，而是当时垃圾回收处理各方面的基础和准备情况不成熟。
中国自2000年左右在全国8个试点城市推行垃圾分类。
当时我国的整个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单一而不健全，跨越时代阻碍去推进垃圾回收，的确也遭遇诸多现实问题，比如垃圾处理配套设施短缺，缺乏现代化、多元化的处理装置，使得焚烧、填埋成为主要的处理方式。
当时，大力宣传提倡的可回收垃圾面临“无家可归”的尴尬，甚至有人调侃，分类后的可回收利用垃圾由于缺乏专业的回收系统，又重新走回焚烧、填埋的老路。
整体看，这20年来垃圾分类主要解决了垃圾无害化的问题，重点将有毒有害垃圾分离出来，集中专业处理，确保环境及人体。
2018年的数据显示，大、中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率高达99.5%，垃圾回收利用体系设施逐步完善，卫生填埋与焚烧发电并举、生物处理为优化节点的技术格局基本形成，专业化运营、市场化服务的商业模式基本成熟。
对标发达，政府、公众在垃圾分类的意识和潜力方面有进一步的空间，需要以新理念再次激发垃圾分类回收利用潜能。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赵由才：
中国垃圾分类的受关注度很高，有声音认为中国的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且显著落后于发达，否认中国垃圾分类的成绩。
其实这一想法很片面，中国垃圾分类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
废品回收体系、“拾荒者”为中国的垃圾分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中的垃圾桶基本没有可回收垃圾，农村的可回收垃圾绝大部分也进入了垃圾回收系统。
2018年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202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和处置量几乎持平，已超2亿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数据并不包括废品回收体系和“拾荒者”的贡献，如果加上这些，保守估计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和处置量将达3亿多吨。
垃圾分类处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等，同时，垃圾的资源属性弱，回收再利用的成本很高。
以上海为例，上海没有啤酒厂，其产生的啤酒瓶需外运洗刷处理等，这项成本远高于啤酒厂产地的酒瓶成本。这就意味着需要政府补贴，但中国的工业制造业部门林林总总，使得补贴数额巨大。
目前，上海已撤掉垃圾桶，号召公众定时定点丢垃圾，同时，动员社区居委会对居民进行知识普及并监督奖励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校长 陈晓红：
目前来看，垃圾分类处理在技术上并没有障碍，关键在于政府的支持力度、公众的参与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性的扶持政策如何铺开等。
中国是垃圾产量大国，目前积极支持垃圾分类处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仅仅依靠投入是不够的，必须形成可盈利的闭环产业链。
比如，发电厂焚烧垃圾发电，让垃圾重回市场。
此外，政府要下决心，重视垃圾的源头分类，对公众进行相关教育、培训，更要从娃娃抓起，将垃圾分类的知识引入课堂。
如何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我国垃圾处理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为突出，中国农村与城市差别大。
目前，城市具备一定的垃圾回收、运输、处理基础，正在由好向优发展，但广大农村却面临由无到有、由差向好的局面。
我国农村垃圾处理尚处于起步阶段，非法倾倒、随意堆放、无控处理、简易处理仍然比较常见，无害化处理能力和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部分农村具备了一些垃圾收集处理基础设施，还有一部分农村垃圾收集处理的基础很薄弱，亟待各级政府提供常态化、规范化的收运和处理服务。
城市与农村要区别对待，农村也要考虑自身情况。
总体来说，农村首要是建立收集、运输、处理的基础服务和设施，让垃圾有去处，接下来，再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让垃圾回收处理体系逐步从城市扩展到农村。
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注意到农村推动分类的有利因素。
首先，农村一家一户聚居，责任较城市好界定；其次，农村是熟人社会，组织动员工作好开展；再次，农村空间较大，有些垃圾可以就地处理。
总之，要把垃圾分类当做一个产品，不能只向城市提供，也要兼顾农村。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赵由才：
虽然中国农村的垃圾桶数量没有城市多，但是在废品回收网络的支持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效果很好，生活垃圾中可回收利用垃圾比例十分低。
但农业生产垃圾，比如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 瓶、塑料薄膜等的处理有待改善。困扰农村的主要是垃圾运输成本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校长 陈晓红：
十年前，建设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过程中，在农村先搞垃圾分类试点，采取四分模式——户分类、村收集、镇周转、县处理，取得了一些成果，并推广到全国，这也说明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的可行性。
当时农村垃圾分类试点范围有限，现在我们或许能更广泛地铺开，探索更多的实现路径。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王灿发：
农村的垃圾分类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熟人自治机制。一定的户数设置一个监督员，同时由村委会进行监督。
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马军：
城市的垃圾分类体系有与之相衔接的清运、处置等整套系统，这在农村是缺乏的，即使在前端进行了垃圾分类，后端的分类处置能力也跟不上。
客观上，城市人口密集，居民以非常集约化的方式生活。而农村居住分散，如果要分类回收垃圾，成本一般较高。
一方面资源不足，另一方面成本还更高，这意味着垃圾分类在农村的挑战要比城市大很多。
所以现在步还是希望能够在城市将垃圾分类推广开，之后将好的尝试和范例的经验提供给农村参考。
同时，要特别注意，不同农村间的差异比不同城市间的差异要大得多，所以针对不同农村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占比较大，在四分（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体系中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中国的厨余垃圾占比较高，油脂含量高，倾倒到下水系统，容易在管道中凝固。
现在一些区域尝试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类，却发现分离出的高品质厨余垃圾没有去路，重新又走回老路——填埋或焚烧。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垃圾处理设施欠缺，另一方面也表明厨余垃圾资源化的价值不大。
厨余垃圾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明显，公众很关注厨余垃圾的处理，希望分出高品质厨余垃圾，进入另一个回收处理系统，这方面的工作从未停止。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赵由才：
中国的垃圾中，厨余垃圾占比大，达到30%~55%。
厨余垃圾发酵产生多种病原菌，威胁人类，并且与家庭医疗废弃物、卫生用品等一同放置，交叉污染风险高，同时也增加了处理过程中的环境管理风险。
目前，中国对垃圾处理领域环境风险管控的投入较少。
从事分类的人员缺乏专业培训，露天作业场景多，操作人员没有口罩、手套保护，应该加强风险防控。
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马军：
我们的饮食习惯和烹调方式跟西方不太一样，厨余垃圾更多的是湿垃圾。
其他，例如美国利用它强大的污水处理系统处理掉很多厨余垃圾，而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就导致厨余垃圾成为我国生活垃圾中较难进行分类处理的一类垃圾。
这需要在垃圾分类的前端，即分类投放时就将厨余垃圾的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
可以从餐饮行业入手，因为它产生的厨余垃圾量特别大，如果这方面积累起一些处置经验和能力的话，也有助于居民厨余垃圾的处理。
厨余垃圾其实很有利用价值，在后端处理时进行堆肥的效果会非常好，终形成无害化垃圾就可以回收再利用，长期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
在垃圾分类方面哪些和地区的经验可以借鉴？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各个的现实情况不一样。
德国的垃圾组分以纸张、塑料类物质为主，大部分废物在投放时已实现分类，根据其类别和特性运送至回收利用、焚烧和生物处理设施等。
但我国垃圾水分含量高、厨余垃圾多，机械生物处理后低有机质、稳定垃圾填埋的德国模式短期之内不具备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的条件。
日本的生活垃圾90%以上采用焚烧方式处理，填埋场主要接受焚烧炉渣等无机惰性废物。
尽管我国垃圾焚烧近年来发展迅速，焚烧处理量已占到无害化处理量的20%以上，绝大部分垃圾填埋场不可能只接受焚烧残渣等惰性废物。
美国垃圾组分与德国类似，垃圾水分和易降解有机质含量较低，在填埋场内降解速率缓慢，通过渗滤液回灌可调节填埋区水分，提高填埋垃圾含水率，从而促进垃圾厌氧降解。
我国倡导垃圾分类处理多年，已走过“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初级阶段，借鉴国外垃圾分类经验的红利期已过，现阶段急需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垃圾分类处理利用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王灿发：
我国台湾地区近些年的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
台湾地区居民需要购买分装不同垃圾的垃圾袋，把不同种类的垃圾放入不同的垃圾袋，如果扔垃圾的时候混合了不同种类的垃圾要接受严厉的处罚。
台湾地区的垃圾分类刚开始施行时也遇到很大阻力，比如有人可能半夜将垃圾随意扔到大街上，监管部门通过摄像头来追责，在严格的惩戒措施下，垃圾分类得以逐步推行开来。
如何城市垃圾分类水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校长 陈晓红：
2000年左右，中国推行城市垃圾分类，目前城市垃圾回收处理体系初步形成。
接下来，应该“分步骤、分层次、有目标”地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收费制度：一是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建设，培养公众环保意识；二是分类优化收费标准及方式，明确费用征收主体，扶持垃圾分类处理产业链；三是创新阶梯式收费机制，完善奖惩管理体系，促进垃圾分类处置收费制度可持续发展。
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建设，首先要有章可循，制定详细的垃圾分类方法、分类标识标准，以及制定垃圾分类收集的统计和评价指标；其次，配备不同的垃圾运输车辆进行分类运输，避免再次混同。
城市应该创新垃圾收费机制，按照垃圾实际丢弃量和分类处置量实施阶梯或分段收费制度；对城市生活垃圾末端处置企业实施动态税费征收机制，额外征收资金专项、定向补偿垃圾分类处置前端、中端环节。
完善奖惩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公共信息平台，追踪垃圾处理费的收取和使用；鼓励公众参与垃圾处理费的管理和监督，并实行相应的“积分兑换”“税费减免”等奖励机制，带动全民参与。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王灿发：
对于强制的垃圾分类制度保障必须有完整的执法机构和执法体制，需要付出一定成本。
比如在各个垃圾投放站设置监管员，监督倒垃圾的居民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监管员要实行一定的惩罚措施。这需要非常高的人力成本。
我建议在开始阶段，先区分干垃圾和湿垃圾两类，到垃圾处理站再通过筛选线去筛选，这样就不会让普通居民觉得太麻烦。
分类越简单越容易实行，这样执法时违法的人也就会相应减少。
在后端分类处理时，应该设计干垃圾的分选线，将垃圾倒在分选线上进行筛选，再分类处置。
如果前端的分类做好了，后进入焚烧的垃圾量就可以大大减少。政府相关部门也要对后端的垃圾分类处理进行有效监管。
在垃圾分类处理的全链条上，要让前端的垃圾投放尽可能地操作简便，不要让居民觉得垃圾分类是很麻烦的事情。
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马军：
只要实行垃圾分类，就没有特别简单的一种方式，相比混合倾倒，前端的垃圾分类肯定是有一些麻烦的。
我们首先要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逐渐让前端的垃圾分类相对比较简便。
日本的规定是，使用新的塑料瓶要收较高的税，大家渐渐地会在用完一瓶之后买替换装，而不是新买一瓶。
其次，一定要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
如果政府下定决心要做好垃圾分类处理的工作，就要做好准备面对前期的一些阻力，比如对多交垃圾处理费、严厉的惩罚机制的反弹意见等。
第三，政府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等成本。
比如，当年奥运会时为了推动排队，在需要排队的场所设置了很多监督员维持秩序，一段时间后大家形成了新的习惯。
第四，借助市场的力量把垃圾处理企业吸纳进来，但又不要让这些企业后走向自身利益大化。
第五，妥善处理好垃圾分类体系和原有垃圾回收体系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比如垃圾拾荒人员问题等，在垃圾分类有效运转之后，这一弱势群体的生计可能会受到影响。
中科院地理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 陈同斌：
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方式还是要花大力气好好研究。不能想当然地要求居民按照复杂的分类方式进行分类。
要知道，习惯性的东西改起来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很长的时间适应和内化。
另外，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也要加强，居民分错类之后，除了惩罚机制还要有纠正机制，如果仅仅只是向居民灌输分类的方法，是很难实现有效的垃圾分类的。
“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地位，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从水污染防治走向综合整治；让无锡成为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的美好家园。”推进垃圾分类与处理，是保护资源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无锡在“十二五”乃至今后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渤海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杨连秀提出《关于推进我市垃圾分类处理》的提案。
提案中提到，我市在垃圾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三个环节上还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导致相关政策规定无法得到真正落实。
一是垃圾分类知识的匮乏，市民对垃圾分类回收的认识不足。
二是垃圾分类设施不齐全，如校园、单位等公共场所缺少细化分类回收装置，直接导致了生活垃圾在源头上无法实现合理分类。
三是小区垃圾回收处的分类功能缺失。
四是相关部门垃圾回收工作没有贯彻分类回收处理的理念。垃圾分类回收处理设施不健全，没有科学的管理模式。
提案建议，建立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市政府领导挂帅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推进小组，强化垃圾分类管理的组织推进。
二是建立健全制度规范体系。
三是建立分类收运处置体系，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四是加强监管。
建立制度化的长效机制，激励市民参与。以社区等为单位设置旧物交换信息中心，为一些旧货提供交换或交易的平台，变废为宝。对垃圾回收进行奖励，例如，将可回收垃圾送到垃圾分类站就可领取垃圾分类袋、日用品等，或者玻璃可以换啤酒、塑料可以换塑料制品、废旧电池可以换新电池等。向垃圾分类先进的省市学习，如西安市引入“互联网+生活垃圾分类”新模式，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一是要定政策。全市各级政府要把垃圾分类收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抓手，确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研究线路图和时间表，制定的垃圾分类、收集计划和分类运输、处理办法，细化分类标准，对垃圾分类收集做出明显、明确的垃圾类型标志和解释。制定出台有关垃圾分类管理的行政规章，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各环节的有效监管，加快研究通过经济手段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回收的收费管理体系，逐步实现从量收费。同时，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垃圾分类处理的经费投入，将相关费用列入财政预算。
二是要定机构。要健全专门的组织领导机构，负责制定和实施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实施方案，开展监督管理和宣传教育，协调各方关系，整合各类资源，形成社会合力。
三是要抓典型。对正在开展的居民小区分类试点工作，要加大重视程度和协调力度，推动取得更大成效，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要让党政、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和社区成为推行垃圾分类收集的主力军，逐渐将垃圾分类收集作为创建文明单位、文明街道、文明社区和市民学校的硬性条件，从而加大这项工作的强制执行力。在城区垃圾分类试点完善后，逐步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处理。
要切实加大宣传力度。一方面要抓好社会发动，进一步提高公众对垃圾分类重要意义的认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手段和报刊、杂志、板报、墙报等传统宣传渠道，制作宣传手册、公益广告、动漫图画、甚至游戏软件等宣传产品，通过电视访谈、组织市民参观、政府部门与市民对话等多种形式，开展垃圾分类收集的宣传工作，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以及有关垃圾分类的科普知识，让广大市民知晓为什么分类、分几类、怎么分类。
另一方面要抓好政府先行，要将学校、社区、事业单位作为宣传的主要场所，形成“从我做起，从每一天做起，从垃圾分类做起，人人都是环保卫士”的社会共识和良好氛围，培养建立一支垃圾分类指导员、环保志愿者队伍，发挥骨干引导作用。推行“绿色采购”、“绿色办公”，倡导全社会减少浪费、使用再生产品等绿色生活方式。市民中心集中办公为市级推进垃圾分类处理提供了良好契机，市民中心各部门要率先行动起来，将分类处理活动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市树立典范，增强宣传活动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确立合适的垃圾分类方式。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垃圾分类标准和方法。如有的地方将垃圾简化为餐厨与生活垃圾两类，方便居民投放。垃圾桶上注明回收的类别和简要使用说明，指导居民使用。
将学校、餐饮业等纳入到试点范围中。在学校进行试点，将垃圾分类宣传教育纳入到素质教育体系。而餐饮业产生的厨余垃圾在所有垃圾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厨余垃圾不仅量多，更重要的是含水量大、易腐烂发臭和传播病菌，能够先在试点中将厨余垃圾从混合垃圾中分离出来并单独进行处理，对垃圾分类处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增加试点范围。我市万科红郡物业服务中心设置了厨余垃圾就地化处理中心，将占小区居民产生垃圾总量的60%左右厨余垃圾，通过处理系统的粉碎、脱水、高温发酵8至24小时，厨余垃圾可减重90%。按照小区常住的100户居民生产的垃圾量来算，平均每天可将100公斤厨余垃圾转化成10公斤有机肥。物业公司将肥料赠送给小区业主，用于种花、养护绿地，可将这一做法进行推广。
“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地位，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从水污染防治走向综合整治；让无锡成为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的美好家园。”推进垃圾分类与处理，是保护资源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无锡在“十二五”乃至今后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渤海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杨连秀提出《关于推进我市垃圾分类处理》的提案。
提案中提到，我市在垃圾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三个环节上还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导致相关政策规定无法得到真正落实。
一是垃圾分类知识的匮乏，市民对垃圾分类回收的认识不足。
二是垃圾分类设施不齐全，如校园、单位等公共场所缺少细化分类回收装置，直接导致了生活垃圾在源头上无法实现合理分类。
三是小区垃圾回收处的分类功能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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